纵观历史,凡是为百姓敬爱的官吏,莫不皆为忠君爱民、清廉节俭之辈。这些人或在朝为大臣,或出任州官郡守,都能严以律己,忠于职守,因而生前众口称赞,死后流芳百世。近日读《宋史》及《续资治通鉴》等史书,笔者发现宋代刘福、王旦、黄洽、杨简四官员,虽无显赫的名声,然而其官德也颇为人称道。下面我们就一一讲述他们的故事。 先说不为诸子建宅的刘福。据《续资治通鉴》卷十五载,淳化二年(991年),凉州观察使、判雄州事刘福去世,朝廷赠太傅、忠正节度使。刘福本是一介武夫,大字不识一个,但在雄州为官五年,“境内宁谧”,很受百姓爱戴。他的儿子们常劝刘福营建大宅第,刘福怒曰:“我受禄甚厚,足以僦舍自庇,汝曹既无尺寸功,岂可营居第为自安计乎!”刘福宁可租房居住,也不为儿子们营建大宅第,可见其严于律己,当然这也是刘福教子的一种方式。 次说令家人退还玉带的王旦。王旦在宋真宗朝为相十二年之久,官高禄厚,真宗对其礼遇有加,但他不以之为傲,清正廉明,戒骄抑奢,怡然自乐。《续资治通鉴》卷三三可以为证:王旦病笃时,真宗曾去其家看望,并赐给他亲自调制的药、薯蓣粥,又赐给金五千两。王旦要求家人如数奉还,王旦认为“已慎多藏,况无所用,见欲散施,以息咎殃。”王旦居住的地方颇为简陋,真宗曾想为他建一所好房子,王旦总是以现在居住的地方是“先人旧庐”为由推辞。王旦也不置田宅,他认为“子孙当念自立,何必田宅,徒使争财为不义耳!”真宗对王旦多有赏赐,家人将赏赐之物放在庭下,王旦见后总是说:“生民膏血,安用许多!”王旦所著衣物朴素,“家人服饰稍过,即瞑目不视”。有一回,家人在市场上买了一条漂亮的玉带,家人得意地拿给王旦看,王旦让他把玉带系上,问道:“还见佳否?”家人回曰:“系之,安得自见!”王旦曰:“自负重而使观者称好,无乃劳乎!亟还之。” 再说甘居先人敝庐的黄洽。王旦以“先人旧庐”为由,拒绝真宗为其建宅。宋孝宗时有一个叫黄洽的官员,也以“不治私宅”留名青史。《续资治通鉴》卷一五一载:有人劝黄洽营造私宅,黄洽说:“吾书生,蒙拔擢至此,未有以报国,而先营私乎!使吾一旦罪去,犹有先人敝庐可庇风雨,夫复何忧?”黄洽得官后想到的是如何报国,而不是治私宅,宁愿居“先人敝庐”,也许先人留下的宅第不华美、不气派,但对于黄洽来说,可以挡风遮雨,这已足够。 最后说不以民膏自肥的杨简。杨简是南宋人,他廉政爱民,得到百姓拥戴,有“杨父”之誉。《宋史》为其立传,在他的传记中,笔者读到一段感人的记载:杨简有一颗慈爱之心,他在地方上任官,俸禄不少,对此他常说:“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!”杨简升官要离开地方,“老稚扶拥缘道,倾城哭送”,对其政绩做出高度评价:“尽扫喜顺恶逆之私情,善政尽举,弊政尽除,民怨自销,祸乱不作。”南宋与金朝长期对峙,有一年,金朝发生饥荒,“来归者日以数千、万计,边吏临淮水射之”,杨简以为“得土地易,得人心难”,这些逃难而来的百姓,都是“中土故民”,他们今天投奔南宋,就如同失散已久的孩子找到了母亲,岂可吝啬粮食而以武力相对。杨简“即日上奏”,言辞哀痛至极。细究杨简的言行,不难明白为官者只有不以赤子膏血自肥,才能得人心,才能像杨简那样“民爱之如父母,咸画像事之”,真正得到百姓拥戴。 上面四位宋代官员,有一个共同之处,都能以廉为乐。不弄权自肥,衣食住行讲求节俭,不作分外之想,天宽地阔,自然能够乐在其中了。对于今天的为官者而言,以自己廉政、勤政、为民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后代,这才是无价之宝,是一份比物质财富更为丰厚的遗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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